朋友拿来一本《雾都孤儿》原文版，约定我们俩各译一半，哪知老兄他还没开始就打了退堂鼓。那年夏天，我感到自己真是走到了绝境：父亲头年去世，母亲顶着那个年头最畅销的产品：一顶“右派分子”帽子和三顶“反革命”帽子。暑假我只领到十二元工资，连每月接济家里的五元钱也拿不出。没有办法，只好躲进《雾都孤儿》了。接下来的十五个月，我与《雾都孤儿》独守高楼。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相信，与重庆大学一位同行谈起，他也认为决不可能，直到我把全部译稿送到重大才相信。我至今想起来还感到惋惜，为了《雾都孤儿》，我甚至错过了参加普天同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盛大节日。一九七八年，初稿完成，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，编辑同志给当时还是一名自学青年的我以极大的鼓励。

　　此后，我与《雾都孤儿》的约会一拖就是二十年。这二十年中，和我们这个国家一样，我的境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二十多年教龄，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也搞了十多年，译了二十多本书。一九九六年冬，译林出版社施梓云先生来电话，社里同意由我担任重译《雾都孤儿》的工作。能够国青年时代的一个旧梦，此时的兴奋自不待言。另一个远非当年可比的条件是，世界进入了信息高速公路时代，我在昔日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多媒体计算机上浏览微软公司的《书架》、《百科全书》，查阅最新版本的《韦伯斯特英语大词典》，从光盘版《圣经》中查找出处。我常有一种我自无所不能的豪情。

　　这次重译所持原著为一九六一年美国新文学丛书版，和我二十年前用的略有出入。在三读原稿的同时也细细拜读了《雾都孤儿》七十年代的译本《奥立弗·退斯特》，这个译本出自本人心仪多年但素未谋面的荣如德先生笔下。读荣先生的译文，深感原译为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与对照原文读其他一些名著译本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翻译工作，无论中外，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。如果说，任何译作都可能出现瑕疵，那么已有译本的瑕疵则只能归因于历史条件的限制。尽管现在已经到了世纪交替的时期，译者工作起来依旧极其小心，生怕留下一些不应该留下的遗憾，也就是像傅雷先生说的那样，“尽量将虱子多捉去一些”，以无愧于这一部杰作，不辜负读者和出版社的信任。

　　何文安

　　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初稿

　　一九九七年六月三读完毕

　　重庆西南师范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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